醒了 的个人资料4^2堂读识照片日志列表更多 工具 帮助

日志


12月26日

邓文初:“失语”的中医

“失语”的中医——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

[内容提要]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西医之争,其实是话语权之争。西化知识分子以科学主义
的话语霸权妖魔化中医,而中医也不得不采用西医的术语来自辩,从而造成中医的“失语
”。面对西化的主流话语,中医必须学会“隔离的智慧”才能生存。

 自晚清海禁大开以来的160年,中国社会始终处在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风云际会之
中,西化还是本土?激进抑或保守?信守传统或者走向现代?这些争论,无非是被挤压在
中西夹缝中的摇摆。如果要给这样的摇摆找一个风向标的话,我以为有两个天然标志,那
就是“读经”———东风压倒西风的信号;“骂中医”———西风压倒东风的表征。
 读经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不论。“骂中医”却是一个极有趣的现象。当然,学
术界一般将它纳入文化冲突的范畴,做思想史的分析,本文却准备从跨文化对话的角度就
其中的话语冲突做一个初步的解析。 
一、“骂中医”成了西化派的饭后运动 
 在《丁文江印象》一书中收有那位自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地质学家丁
文江的一首“寿高梦旦联”: 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
 自然,这是一首谑联,当不得历史文献去解读。但其中提到的几件事却颇可索解,
如“说官话”乃是提倡国语运动的通俗说法;“知难行亦难”指胡适与国民党就孙中山的
知行观发生的冲突;“骂中医”更是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这运动的主
角便是丁文江,此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等一批学者。
 傅斯年天性纯真,所以并不掩饰自己对中医的态度。吴相湘在他的《民国百人传》
中说傅“为近六十年来对‘国医’理论作正面彻底批评之先声”,虽有“过誉”之处,但
在骂中医的激烈程度上,傅的表演确实最为精彩。梁实秋的《胡适先生二三事》中记载有
傅的一则趣事,说他一见到孔庚就“脸红脖子粗”。有一次在国民参政会席上与孔庚相对
大骂几乎要挥老拳。{1}对这一事,与傅同为五四运动领袖的罗家伦的记载虽有为朋友讳
的嫌疑,但却不失生动,不妨照抄如下:
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孟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的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孟真不
过,于是气了在座位上骂孟真,骂了许多粗的话。孟真也气了,说是:你侮辱我,会散后
我和你决斗。{2} 
 “骂中医”当然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此现象背后是西化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激烈
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引出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次大的中西医争论,并影响到政府政
策的制定与社会生活的安稳。 
 中医的危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此期间,中西医的学理讨论溢出医学界而进入言
论界,并进一步触动了政界乃至整个民国社会,饭碗问题与学理问题交织一起,学界人物
与政界人物互为激荡,将一场本可以局限在学理层面的讨论闹的沸沸扬扬。中西医之争,
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1920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的争论
;1934年发生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论;1941年发生在
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傅斯年、孔庚之争。
 1920年的论战缘于余云岫在《学艺》第2卷4号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
步》。这一文章,被《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读出了对中医的“鄙薄篾弃”之意,杜亚泉
当即在《学艺》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一文,同
样遭到了杜亚泉的批评。这次争论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尽管像章太炎、吴检斋等人均
在私下场合就中西医问题与论战双方多有探讨。 
 1925年前后,中西医问题的论争趋于激烈,直接引出了此后的废止中医案。1929年
国民政府下属的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
参用西械西药。这一事件引出了一次全国性的大争辩。1929年12月1日,全国医药团体临
时代表大会四百多人聚会上海,通过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决议。{3}关涉到数万中医生存的
废止中医案,闹腾几遍医界与政界,官司打到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那里,最后是以一纸
议案出台,又以一纸命令取消了事。{4}意态的喧嚣盖过了学理的探讨,生存权的争夺淹
没了话语权的争夺。 
 第三次争论由傅斯年在《大公报》上的星期论文引起,1934年3月5日傅的文章《所
谓国医问题》引发了半年多长时间的争论,论争场地集中在《大公报》与《独立评论》。
参与论争的有天津中医公会,也有具有西学背景的学人。《大公报》1934年8月13日、8月
18日、《独立评论》第115号、118号、120号及121号刊发了一系列文章。但这次争论的硝
烟并没有弥漫到政界,没有触及社会底层的神经。 
 而以傅斯年为主角的这场“骂中医”的戏还没有唱完,学界的硝烟在六年之后终于
弥漫到政坛。1941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湖北参议员孔庚的议案
《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引发了傅孔
冲突,在此后的第二次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孔庚继续提出内容大体相同的一系列议案
,并得到四川参议员曹叔宝的附议。于是傅孔冲突便由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坛之上
的辩驳演化为人身侮辱。 
 中西医冲突自然是自晚清以来中西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学与西学、中体与西体
、中画与西画……两种体制两种文化思潮的交互激荡、纷争与对话的一个侧面,在这样中
西不同视野的交汇中,作为国学的中医始终是被动的,是被剥夺了话语权之后的话语权的
争夺。对这一话语权的争夺战的分析,即使在当代也有着借鉴意义。

二、西化视野之下的中医:妖魔化 
 1920年的余杜之争,相对来说还局限于学理式的探讨。余云岫的发难文章《科学的
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学
的”,但他至少是认可中医的实际疗效的,只不过将这种疗效从中医的基础理论剥离出来
,归入药物的范围,因而,余云岫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的理论,研究中
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做分析与研究。可以说,在余云岫
的叙述中,对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是持“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的;而对于中
医的药物作用,属于科学研究范围之内的,则以科学的态度对待。{5}余云岫对中医的态
度并不极端,据《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第575页日记记载,1929年12月15日晚上胡适与
陈方之、余云岫一起吃饭,饭桌上大谈中医问题,“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
时验方中有研究之价值”;“此中有矿可开,但开矿者必须新科学家,决非旧医所能为。
” 
 其实,余云岫尽管批评中医最为激烈,但却始终以研究的态度对之。1907年在日本
时,余云岫就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终生执弟子礼。在中西医论战中,他与太炎先生也多
有书信往来讨论。{6}因而中西医之争,始终是学理之争。但到了1929年,问题就没这么
简单了。在建议废止中医的西化派看来,中医,不管是其理论还是其实践,都不能成为科
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科学的对立。也就是说,在西化派的话语中,中医已被“他者化”,
所谓“他者化”,按后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被“妖魔化”了。中医被等同于迷信与巫术,
行医者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中医对西医的论争,成了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
首,余岩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这种话语霸权的典型文本:
 (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
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
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7} 
 将学理的争论,泛化为意识形态的争论,将科学作为宗教信仰来对待,显示在当时
的语境中唯科学主义的话语已经成为主流。{8}有趣的是,受过严格的实验心理学与生理
学训练的傅斯年,在面对中医的辩驳时,也免不了科学主义的独断与霸权。1934年傅在《
所谓国医问题》中,将中西医的学理之争,放大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大爆发,文章开
篇很能代表西化派的中医观: 
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的最可使人气短的,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
中医之争。匪患虽了不得,然如政治有办法,不怕不能解决,日本的侵略虽不得了,如我
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
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
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
,岂不使人觉得前途仍是枉然! {9} 
 如果将傅斯年对中医的叙述文本还原到西化派的话语语境之中,我们便能够理解傅
斯年文本中中医的形象是什么。中医等于中世纪(在西方话语中,中世纪是黑暗、迷信与
巫术的代名词);等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在西化派的话语中,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愚昧、懒
惰、肮脏、保守、堕落);中医是中国的“国粹”(在胡适派文化人的话语中,国粹等于
小脚、八股文、鸦片、太监、姨太太等等);中医甚至比国难,比匪患还罪大恶极。傅斯
年通过追加罪名到中医头上的方法,企图从道德层面取消中医的合法性;同时,他也采用
妖魔化的手段,将中医归入“医卜星相”的行列,并提议政府在取消中医之前,将中医划
归“内政部礼俗司”管理。可见,在西化派的话语中,中医问题是没有资格进入“科学”
视野的。科学被赋予了道德的优越性,科学由此变成了“唯科学主义”。
 不能说傅斯年对中医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没有一点的学理因素,但在唯科学主义
的观照之下,一切学理的探讨都必然被扭曲。在傅面对的中医的辩驳中,中医的实际疗效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对这一问题,傅斯年的办法是,通过对“疗效”一词的语意拆解
,将“疗效”纳入西医的“治愈”这一“统计学的名词”的范围:“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
容易说的,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做报告的”。因为“治愈”是要做统计学
的分析,而中医显然没有这样的“科学”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疗效,所以中医所谓的“疗效
”也是不可信的。这样,傅斯年将一个硬技术问题化解在话语的分解中,从而在话语层面
而不是在技术层面取消了中医唯一立足的依据。
 胡适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这场论争,但在1935年给《人和医学》写的序文中,表达了
自己对中医的看法。他从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角度,指出中国文化比之西洋文明落后了二
千年,中医还处在西洋文化的巫术时代:“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
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10}在胡适看来,中医注定只能与“骈文、律诗
、八股、静坐讲理学”等放在一起,只能处在“非科学”的黑暗之中,万劫不复了。

三、面对西化:中医的“失语” 
 科学不要中医,但中医不能不要科学。在中西医的论战中,其实从一开始,双方便
处在不平等的地位。 
 在1920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中,杜亚泉是辩方。杜少时从父兄学习中医,后又
自学西医,兼备中西医汇通的医学知识,在论战中,杜不赞成余的否定中医的观点,但他
却认同以阴阳五行附会一切是庸医所为,中医有数千年的经验,长于心灵体会,科学的对
象是机械的,不能把握心灵的细微之处,世上的科学,除了物质方面以外,凡是精神科学
与社会科学,并非靠机械试验才能成立。
 杜的这种将科学的研究范围归入物质,而将精神与社会从中分离出来的科学观,实
是此后的科玄论战的先声,也说明在杜的时代,中学、中医医理还拥有自己的合法的话语
权,但即使这样,杜在论战中还是采取了以科学话语解说中医学理的策略。他说,中医对
于疾病,总以“阴阳不和,血气不和”做解释,其实,以西医的术语来解释,就是所谓的
“循环障碍”,一切疾病都是循环障碍的现象。中医讲“血气”说,而所谓“血”即西医
的“血液”,“气”在自然界可以解做“自然作用”,在人体生理上可以解做“神经作用
”,中医所谓“气以行血,血以摄气”的说法,其实就是西医的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的互
动。{11}这种以西医术语框架中医医理的做法,开启了此后中西医论战的基本格式,可谓
影响深远。 
 在1934年由傅斯年发起的中西医论争过程中,辩方刘学浚(刘是一个具有实验语音
学训练的学者)即是以西医术语来解释中医医理,如在解释中医的脉搏学理时,便是采用
医学生理学的知识。但同样有趣的是,在对傅斯年的论辩中,刘学浚也采用了“名实分离
”的语意学手段,将一个学理的硬问题化解在话语的论战中:
 由上述事实可见中医治病与西医不同,所以它用的术语也不同,攻击中医的人大可
以不必向他的术语用得幻想的比喻的方面着手。中医根本上连人体内部地位都弄错也不要
紧。比方说中医指鹿为马亦无妨,唯一的条件就是总是指鹿为马就无问题,所怕者是无所
定指而已。中医所指的完全是固定的,故无妨与医道。 {12} 
 中医自有一套理论构造与历史传承,阴阳五行的学理可以追溯到《尚书》、《黄帝
内经》《素问》;药物学可以在传说中的神农与历史中的孙思邈、李时珍的著作中找寻源
头;临床试验可以祖述三国时的扁鹊……然而有趣的是,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
,却“忘掉”了自己的话语,而是费力地求借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
什么?
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举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的文章的遭遇为例。 
 傅斯年的文章在《大公报》刊发后,首先便引起了天津中医公会的不满,8月18日陈
泽东受天津中医公会的委托写一反驳文章《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投《大公报》,被拒;
又投《独立评论》,当时任主编的胡适同样拒发,其理由是:“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
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13} 
 如果你还记得吴稚晖的“把线装书丢到毛厕里去”的新文化运动口号;如果你还记
得陈独秀的以科学之是为绝对之是,你就会明白,在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科学话语语境中,
中学即是旧学,国粹就是垃圾。新旧的差距,就是进步与倒退、科学与迷信的差距。所谓
中学、所谓国故、所谓经典、所谓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
。在五四时代所建立的话语霸权之下,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唯一的合
法的话语便是科学。 
 在这样的语境中,要保住自己的生存地位,唯一的方法就是向科学话语投降,归服
到他的门下。 
 但中医却始终在寻找突破口。 
 1941年,当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而民族主义话语此时成为当时的主流话
语时,孔庚巧妙地利用这一背景,将中医争夺生存权的话语从学理的探讨转换为民族求生
存的民族主义话语,中西医冲突的喧嚣,由此而笼罩了国民参政会的议席,学理的论辩淡
出,而意态的争执充斥了文化冲突的话语场。
 只要看一下孔庚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系列提案的名称,就可以明白孔庚是如何在中
医的论辩中塞进了民族主义的话语的:
 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孔庚提案:
 《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
 参政会第三届会议孔庚提案: 
 《请政府设国立新药厂达到药物自给加强国民经济动员案》 
 《动员全国中医设立中央国医院,各机关设立中医治疗所,保障军民健康案》
 在会议期间,孔庚的提案得到了广泛的声援,曹叔宝对孔的提案的附议便是。同样
, 曹的中医提案中充满的也是民族主义话语: 
 《协调中西医主张,设会研究而使医学健全,以保人类生命案》
 《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用示中西教育平等,以重民命而利抗战案》{14} 
 科学主义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的对手:民族主义。我们可以想象,那争夺话语霸权的
硝烟将会是怎样的弥漫开来。也难怪深受西式教育的傅斯年要与年愈古稀的孔庚老头互相
谩骂而且要以决斗来做中西医理的论辩了。 
四、话语霸权之下中医的自处之道 
 如上所说,在科学主义控制着话语霸权的背景之下,不可能有纯粹的学理探讨。同
样,在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背景之下,也不会有冷静的文化对话。科学主义无益科学的传
播,而民族主义也同样无法挽救中医的命运。那么,在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之下,如果不
准备闭关锁国,而是要与西医西学进行对话,在对话中求得生存,作为国学的中医该如何
自处呢?
从文化接触的角度看,中西医的冲突,确实是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中西医各有不同
的学理,也就是说,各有自己的不同的符号系统,只是,在这样的不同话语系统的对话或
冲突中,要保持对话的有效性,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所谓的“共享知识
” (common knowledge),或称为共同的知识结构。而在民国以来,可能作为这一共享
的知识结构的唯一话语,就只有来自西方的科学话语。也就是说,采用西医的分类以及西
医的术语系统,是有效对话的唯一选择。然而这样一来,中医就必然面临着失去自己的独
立的符号系统,从而也必然失去自己的话语权的命运。最终结果是:不对话,中医面临的
是自生自灭的命运;一对话,中医同样面临着“失语”的命运。 
 其实,这样的怪圈在当时已经被国学大师章太炎体悟到了。在1925年前后发生的中
西医之争日趋白热化的过程中,章太炎始终表示极大的关注,但他却一直不参与这种纷争
,而是在与论争当事人的私人讨论中,化解逐步升级的冲突,引导论争的方向。对中医剥
复案、废止中医案等他都有自己的看法。
 章太炎对待中西医冲突的态度,用海外汉学界的术语来说,就是采取一种“隔离的
智慧”。他一贯认为中医不可废,中医有着自己的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经验,但中医也有
它的缺陷,中西医乃是不同的两种文化系统,固然将中医说成是所谓的“哲学医”是可笑
的,以五行阴阳来谈中医却是更加可笑。“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
西医抗辩也。”{15}章指出不要在言论上与西医较胜负,也不要急急于依附官学,往国立
大学里钻,而应在扎实的医疗实践中,建立自己的自信心。中医盲目自大,看不起西医,
与西医借着中医理论中夹杂了某些迷信毒素而要废弃中医,同样是错误的,中医的自立在
于努力实现“凡病有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者”,这才是中医求生存的出路。中西医应该
取长补短,以创造出有我国特色的新医学。 
 在对陈存仁的一次谈话中,章太炎对中医的理论体系做了解构式的分析,将被西医
指责为迷信的一部分学说剥离中医的理论体系,通过这样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认识,在实践
上证明自己的生存依据,在学理上重建自己的理论系统,重新厘定中医术语体系,在话语
上找回自己的发言权。{16} 
 就在中西医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章太炎在上海着手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的中医
学院:中国医学院,并被公推为首任院长。1928年和1929年中国医学院两次发起全国中医
学教材编辑会议,在中医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方面为中医的复兴打下科学的基础。 
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西医的冲突也已尘埃落定,回头看这一幕文化对话的大戏,
也许有隔岸观火的疏离感,但回首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生存其间的地球村,这样的话语
冲突又何曾结束?越来越密切的文化接触,迫使我们“失语”;尤其是,主流文化对我们
这些被迫边缘化了的后殖民文化的挤压,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话语系统乃至日用语
言,而在霸权话语的势力范围内,使用非母语来言说自己的思想,那语意被强行扭曲与切
割的痛苦,那邯郸学步般的结结巴巴的困窘,有谁没有身历,而又有谁能够忘却?

 

许纪霖: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看近代士绅

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看近代士绅  
许纪霖  

  本书提供一个士绅研究的新视点:在地方官府、上层士绅和下层士绅的三角互动关系
之中,来考察晚清士绅的历史变迁,既打破了以往将农村的士绅想象为具有共同价值观、
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生活的整体化研究方式,也破除了上层士绅是保守的、下层士绅是激
进的那种粗鄙化的分析方法。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试图重新梳理出一条现代知识
分子心路历程的脉络。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是一个外来词,过去我对中国知识分
子的研究,更多地以欧洲的知识分子理想类型作为参照,来观察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传统/现代二分法的现代化研究模式支配之下,中国的前知识分子——传统的士
绅一直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即使有的话,也多是作为负面的形象出现,以此证明从传
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目的论之正确。
  近年来,随着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和多元现代性模式的出现,“重新发现
中国”和“在中国发现历史”成为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学人的自觉追求。如何在中国重新发
现知识分子的历史?如何透过看似断裂的20世纪地表,重新发现埋藏在深层的中国历史的
连续性和独特性?在这样的知识转型背景之中,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和“士绅社会”,便进
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所谓的“士绅社会”(gentrysociety)这一概念,最早由费正清提出,按照卜正民
(TimothyBrook)的描述,“士绅社会”是一个有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
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士绅与士大夫,指的是
同样一群人,他们在传统中国都是享有国家功名的读书人,有着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共同
的文化趣味和社会地位。当说他们是士大夫时,更多指的是他们在帝国内部的官僚职能,
当说他们是士绅的时候,更多指的是他们在乡村社会作为地方精英的公共职责。概而言之
,汉唐时代的儒生们走的是往政治发展的上行路线,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
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从单一的上行路线转而下行,注重民间的教化
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
权威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
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
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
  在清末民初年间,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一个“知识人社会”。
  不过,“知识人社会”出现以后,是否意味着传统的“士绅社会”完全解体?
  的确,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大批士绅流向城市,同时,也使得本来比较明确的地方精
英身份,也变得暧昧起来。地方精英指的是地方舞台上具有支配力的个人和家族。它比士
绅的概念大得多,具有较多的异质性,包括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长
老,以及各种职能性精英,如绅商、商人、士绅经纪人,以及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军事精
英、资本家、土匪头领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举废除以后的地方精英,已经从过去比较同质的绅士阶层
蜕变为多元化的异质群体,而且不同的省份、地域中的地方精英差异非常大,有些地区还
是传统的士绅,有些地区商人占了相当的地位,而有些地方是有能力维持地方秩序的强人
。近来多个区域社会的士绅研究表明,在江南地区,承继江南士大夫文化的历史惯性,科
举废除以后的江南地方士绅虽然不一定都有功名,但社会要求他们要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
:诗书琴画、文物鉴赏等,才是获得体面的重要标志;在云南地区,传统的乡绅还是存在
,但大地主和地方政客替代了旧式学者;而在河南地区,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主要是一些
有能力领导地方民团抗击土匪的人,而不再是受过教育、有财富的人。他们高度依赖暴力
的力量。张信对河南的研究表明:民国以后地方的权力从传统的精英那里,转移到了具有
不同个人背景、有能力利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增强其在共同体内部影响力的人物手
中。而地方自治为这些新精英的崛起提供了适当的机会。
  科举废除以后的地方精英,虽然与传统的士绅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联系,但已经发
生了很多变化,根据邓若华对江苏常熟地区20世纪前半期地方精英的研究,发现民国的地
方精英与传统士绅相比较,他们的精力开始注重于对财富地位的追求,而不是提高自己的
品行和修养;地方精英开始职役化,更多地向国家权力渗透;他们从原先由士绅们主持的
慈善、教育领域中退出,将这些公共的职能让给地方权力;最后,上层的地方精英们的活
动也基本局限在县城,对基层乡村没有兴趣,与乡村的关系慢慢淡化。巴林顿·摩尔(B
arringtonMoore)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指出:“如果贵族领主和农民一道
生活在农村,导致农民起义的可能性便会大为减少。”当无论是城市精英,还是地方精英
,都纷纷放弃基层农村的时候,那里便成为了革命的温床。
  李世众博士的这本著作,在上述的区域研究之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浙江温州地区
士绅变迁的个案。读罢本书,我是有点兴奋的。一般做区域史研究的,往往比较拘谨,以
小见小,提炼不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大问题。但本书作者无论是思路还是文字,都比较放得
开,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最后,在充分的史料依据基础之上,提出了若干具有中观意义
的结论。他发现,在晚清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农村的士绅阶级开始自我分化,上层
士绅是清末新政的利益获得者,权力迅速膨胀,而下层士绅却被急剧边缘化。与此同时,
他们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层士绅的权力扩张威胁到地方官的利益,
二者传统的良好关系不复存在;而地方官与下层士绅本来比较疏远的关系,反而得到了根
本的改变,双方相互利用,联合起来夹攻上层士绅。1905年科举废除以后的兴办学堂,成
为上层士绅、下层士绅与地方官府三方积累文化资本、争夺权力象征资源、扩张社会交往
网络的焦点。这些重要的发现,虽然暂时没有得到其他区域研究的直接证实,但我相信,
在晚清那个时代里面,可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最重要的是,本书提供一个士绅研究的新
视点:在地方官府、上层士绅和下层士绅的三角互动关系之中,来考察晚清士绅的历史变
迁,既打破了以往将农村的士绅想像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生活的整体
化研究方式,也破除了上层士绅是保守的、下层士绅是激进的那种粗鄙化的分析方法。李
世众博士的研究表明,晚清的各种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其实是一场
利益的再分配过程,作为变革的参与者,地方官府和各层士绅之间的权力互动是异常复杂
的。教会的力量和宗族的因素时而参与其间。而“民”在这一权力角逐之中始终是缺席者
,是被代表、被利用和被操控的沉默多数——这也证明了任何历史的变革本身所具有的复
杂性,远非一般宣传的那样简单明了。
  虽然我自己不直接研究农村士绅,但我对研究这一领域的同行们却充满了期待。过去
知识分子研究(包括我自己)最大的失误之一在于,面向西方,背对农村。似乎一进入现
代中国历史,城市知识分子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代表,农村的士绅好像从此无足轻
重。这幅现代知识分子的图景所呈现的,只是一个“沿海中国”,而遮蔽了另一个“乡村
中国”。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的真正秘密,其实隐藏在“乡村中国”之中。1949年的革
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乡村中国”对“沿海中国”的颠覆。
  假如像过去那样,仅仅从欧洲的眼光看中国,那么所看到的便只是北京、上海那些似
曾相识的现代知识分子。但倘若要重新发现中国,乡村的士绅特别是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
基层精英,便显得特别重要:谁在控制着农村的基层社会?传统的文化权力网络还在继续
发挥作用吗,还是转换为另一种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控制网络?新的农村精英的合法性资
源又是什么?农村精英与城市精英、乡村士绅与城市知识分子还像科举时代那样处于同一
个精英交往网络,还是分裂为两个彼此断裂了的社会交往圈?二者之间的社会流动又是如
何实现的?是否还有共享的文化符号?——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城市知识分子研究的专家
和农村士绅研究的同行们,携手合作,共同研究,以描述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整体
图景。

  《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李世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17世纪中叶以后东亚文化认同

17世纪中叶以后东亚文化认同

作者:葛兆光 

    在比较研究中,人们常常说东西方文化或中西文化。其实,“西方”对中国来说成为“问题”是很晚的。在近世中国尤其是20世纪以前,真正成为“问题”的,是与中国相近的日本与朝鲜。可是,17世纪中叶以来,东亚诸国的文化认同已经崩坏与消弱。过去曾经维系东亚文化认同的基础,也就是中华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在现实的东亚,彼此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国与国之间在文化上的偏见、误解和不信任也不鲜见。这是为什么呢?

  17世纪中叶明清易代后,由于对大明帝国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在李朝朝鲜延续,以及传统夷夏之分的观念影响,当时的朝鲜上层始终对于清帝国怀有鄙夷和偏见。这从朝鲜对大明衣冠的自豪和对满清服饰的鄙视中,从朝鲜士人对于清帝国文化状况的批判中,可以充分看出。在两百多年中,朝鲜自认为始终坚持程朱理学的正统,对中国当时的丧礼用乐、信仰佛道、男女无别、士人从商等进行批判,并且由此产生了朝鲜自认“小中华”的意识以及“明以后无中国”的说法。

  从《华夷变态》到《清国事情》、从《唐通事会所日志》到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调查所的种种报告,在大量的日本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17世纪中叶以后,大清帝国统治下的中国在日本人眼中也成为蛮夷。和朝鲜一样,当过去认同的汉唐文化在日本成为记忆中的中国、并与现实中的中国分离之后,日本人也觉得,纯正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已经消失,却在日本延续下来了。他们从衣服、音乐、礼拜之制,万世一系的皇族与政治合法性的延续,以及知识阶层对中国经典与朱子之学的理解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批判,这滋长了明治之后他们作为亚洲文化盟主的信心。

  只有大清帝国的皇帝与官员,对于朝鲜和日本始终傲慢与轻忽,他们还在期待和想象“万国来朝”。但是事实上,日本从丰臣秀吉起,便开始了日本民族主义之旅,在政治上已经不以中国为尊,而在文化上,对于“华夏”和“夷狄”也不按照地理空间来划分了。日本学者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朝鲜也同样如此。尽管朝鲜勉强维持了对于大清帝国的政治臣服与忠诚,但是,实际上却在文化上认为“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显然,17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三国在文化上已经分道扬镳,那个曾经在汉唐时代可能是文化共同体的“东亚共同体”已经渐渐崩溃。
 
 
12月19日

“Otra jugada de mastro!”

      Capablanca,天才不世出阿。
      “。。。。你就会明白卡帕布兰卡的天才,年仅12岁的他,在中局阶段一个精彩的弃后,但弃后的目的并不是杀王,而是快速转入对自己有利的残局。靠着娴熟的残局技艺,绕过了一个个隐藏的和棋陷阱,这盘棋可能是卡帕布兰卡一生最精彩的对局之一。”
 
 
12月17日

Nomad版“吃饭校歌"

所谓”强帖置顶“,此之谓也。
 
Nomad版校歌[修订版]
 
好一片中华大地
齊聚朵颐[注2]
真可惜 真可惜
同有口舌  同有肚腸
同有燭光碗筷
食不辨味负了好教育
山珍 海味
大快我中华国民
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
齊聚朵颐[注1]
 

 参见校训

 [注1]此处最后一句原文作“齐来下厨”云云,因虑及孔子所曰君子远庖厨,又其平仄押韵不妥,经醒了建议,改为现在样子。(醒注)
 [注2]此处依原词格律,须与尾句一致。 (醒注)
12月13日

丙丁购书两种

      今日路过丙丁,购书两种。
      1。甘阳,《古今东西之争》,三联书店,2006年12月版
      2。吴以义,《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上海科普出版社,2004年8月版
      丙丁老板多日不见,字已大有长进,桌子上正放着一页写好不久的颜真卿。见我买这两本书,微笑一下,暗暗多打了一点折。出门开自行车的时候,看见老板在里面冲着我笑。

与周围有关——想到的

      翻李欧梵,想到几点:
      1。他们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我们其实不一定懂“他们”。
      2。“世界主义”,很模糊的词。李到底是搞文学史的,属于“文苑”中人,气质不是一路的。
      3。 现代性,怎么会竟然成了纯褒义词了?很糟。
 
12月11日

校训

 
同济老校训——仰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
 
同济老校歌
校歌歌词

好一片中华大地
不振兴工艺
真可惜 真可惜
同有耳目
同有手足
同有心思才力
不作工负了好教育
勤劳 诚毅
提携我中华国民
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
振兴工艺

好一片中华大地
不健康身体
真可惜 真可惜
同有心腹 同有肌肉
同有起居饮食
不学医负了好教育
慈爱 仁义
扶持我中华国民
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
健康身体

好一片中华大地
不格物穷理
真可惜 真可惜
同有头脑 同有智慧
同有星辰空气
不学理负了好教育
明彻 清晰
训练我中华国民
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
格物穷理


(注:此校歌创作于1927年)
12月5日

November Revisited

      11月份迅速的逃走了,快得像Roddick的一发。突然发现已经到了12月5号,惊讶之余,要求鹰眼回放一下。
      主要做了几件事:
      1。项目后续工作(两个)
      2。大师杯(一整个星期的时间)
      3。某展览和会议的会务
      4。后半月开始读书(3本)
      5。杂务若干,计划若干,讨论若干
      图片信息待续。。。
      挑战失败——
 
 

马的意识形态问题

     亚运会的开幕式上面有一个很令人震撼的创意:阿拉伯王子骑着阿拉伯纯种骏马跃上百米高的平台,点燃圣火。下雨坡道湿滑,马在快到终点的时候险些滑倒,不过竟以惊人的毅力爬上了顶端,令人震惊。解说感叹道,阿拉伯纯种马品质优良阿。
     纯种马确实品质优良,我们常见的宠物里面杂种的就比较差,经常有些不良的举动。而纯种就经常可以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任务。
     那人呢?好像是混血比较聪明?也不尽然,希特勒不是曾经做过纯血的实验吗?
     可见纯不纯血不是关键,关键是优选和选择。恐怕马也是这样,优良品种的马经过不断的选择,产生出优良的纯种。如果混血也有优选,就像袁隆平做的那样,同样可以。
     纯种的神话仅仅是一种“虚假意识”而已。
 
12月1日

干净简单的思考多好

      晚上wq老师的讲座,讲Colin Rowe的形式主义研究中的政治意味,感觉很好,昨天残留在头脑中的晦气一扫而空。
      很久没有听过这种主讲人头脑清晰、见解深刻,不藐视侮辱听众智商,而且对听众有益的讲座了,险些忘了讲座应该就是这样的。
      不明白既然已经有人已经做了这样干净简单的讲座,为什么那么多人还一定要坚持糊涂着思考,让猴子都忍不住发笑呢?
      如您所见,我眼高手低,还不厚道;很惭愧,但总比眼低手低、平庸的厚道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