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不读书，苦；读书，更苦。

 

《转〉中国思想丛书与辑刊总序
　　
　　近世以来，中国之政治、文教及生活方式咸遭巨变，终因与现代西方的遭遇，酿成“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中国与西方的相遇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缘政治事件，或两种不同文明的较量与交流，更是对此前所层叠累积的各种问题的触动与激发，甚至重新赋形；实际上，这一相遇也赋予了中国问题以特别的世界历史意义：从此，“中国问题”不再仅仅关乎中国的存在，也关乎人类与世界的未来。
　　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在今天，中国的复兴已是举世瞩目。然而在走出历史低谷的同时，中国未来的道路仍面临着种种的不确定性。虽然我们能够感觉到，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开辟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从何而来，如何展开，又将通往何方呢？中国思想的引导意义，也由此显现出来。这里所说的中国思想,是那种在具体的历史时势中，基于中国问题的自觉，对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美好生活方式的探求。只有在给出这种美好生活方式之时，中国才是作为伟大文明母体意义上的中国。因而，从一个主权性民族-国家进升到一个在文化上对世界有所承担的文明形态，乃是数千年中国思想的启示，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理想方向。
　　 但美好生活方式不是历史现成给定，或凭空设计的，而是思想者对集体实践经验的整理、提炼和升华。二十世纪中国的集体经验是中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今日运思的基础，但每一个时代的思想也总有其限制。以西方（包括源自西方的社会理想）为圭臬的思路，一度主导了现代中国的集体实践，以至于后者经常被理解为某种普遍主义话语的特殊展现，由此横生出思想上的种种颠倒与错乱。近二十年来，由于西方世界自身的变化，特别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古典学的兴起，这一状况有所改善。中国思想传统的重新理解，百年共和经验的省思，革命遗产的整理……这些正在不同层面展开的工作，使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自我理解得以可能。
　　应当指出，未来形态的中国思想虽然以百年中国集体实践为其直接土壤，但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以礼乐为核心、历数千载演进而不废的中国思想传统，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我们追寻美好生活的基本视域。以千载观百年，则中国的现代并不是中国古典文明之外的另一个文明；以百年看千载，则未来千载之根苗，又莫不始于百年之当下。因此，在新世纪之始，一方面要以百年续接过去之千载，另一方面，也要以百年开启未来之千载。这就必须重建经史在中国思想中的位置。这是因为，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生活与伦理政治智慧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文化自觉中获得的，而这一自觉又仰赖经史传统的引导。
　　深入百年道路之中，放眼千载历史之外，又不能不提出中国思想的归正问题。1943年，陈寅恪提出：“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或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而已。”如所周知，张载、二程、朱熹等以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完成了中华文明由佛归儒的大转正，陈寅恪的上述话语也内涵了对现代中国思想归正问题的理解。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虽然我们不必同意“新宋学”的表述，但陈寅恪所表达的归正问题，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的使命所在。“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这是对现代中国思想归正之路的考虑，也是对千载中国经验的承接，它也必将与中华文明的新纪元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重提中国思想的归正大业时，必须警惕这样的危险：固守中国特殊论的立场，或者自适于“西方的普遍主义”设计。中国思想并不是已经完成的，而是在学习中不断生成、变易的。就学习过程而言，王国维所说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依然是不刊之论。此外，中国思想的归正，意味着对世界秩序的重新筹划，为人类生活提供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可能方式；还意味着，让每一种文明、每一种思想、每一条道路各归其正，同时又努力在不同的文明、思想与道路之间寻求会通，以彰显在人类生活深处的共通大道，并据以筹划世界历史的未来可能——这既是中国思想的归正之路，也是人类文明的致中之途。
　　而这也正是“中国思想”丛书和辑刊的追求所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此与所有中国思想的探求者共勉！
　　
　　
　　《中国思想》丛书与丛刊编委会
　　
　　公元二○○八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