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手忙脚乱之后，生活终于开始呈现出恢复平静的迹象。选房子、买房子的手续、装修、整理搬家，都有点麻烦，中间竟然还夹着一次会议发言、修改论文和一次答辩，还好心里有底，不太慌乱，再加上一些朋友帮忙，一切都还顺利。

      新家很小，自己小心收拾，还是很温馨舒服。别人问起时，介绍只有一句：在鹿鸣书店的对面！接下来听到的大多是赞叹。和原来的住地没有太远，但是神奇的是，一过中山北路，仿佛变了一个世界，气氛安静平和，街上行人少多了。30年代“大上海计划”的规划设计，街廓尺度在今天看来小的过分，但是所带来的舒适性和交通的方便确实大不一样。有一天和y走在家门口的路上，忽一抬头，迎面走来两位，很礼貌的让我们，走过去之后才发现，竟然是葛兆光、戴燕二位先生——看看这居住环境！

      也许是受到呦呦鹿鸣影响，最近读的几本书都是一些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史。论文的工作继续下去有几个接口，暂且先从明末清初《十书》的事情开始吧。

      PS. 昨天去上图，听范景中先生讲贡布里希的讲座，重新激起了艺术史研究的心理学视角的想法，有机会找几本书来读。

 

      余英时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

      杨(联陞)先生的论著都是读书有得的产品，他所提出的问题无一不是从中国史料内部透显出来的真间题，不但有各观的基础而且具自然的脉络。另一方面，传统和现代的学术训练则为他提供了整理、批判、分析和综合的主观条件。因此他从不把西方的概念强加于中国材料之上，他的社会科学的修养融化在史学作品之中，而不露斧凿的痕迹：这是所谓“水中盐味”．而非“眼里金屑”。

      振聋发聩。

      突然发现，竟然有三个月没写什么了。经过一系列的各种复杂事件折腾，最近开始准备重新回归到论文上面来。三个月来没打开一次论文，今天翻开论文读了几页，似乎确实自己有所长进。眼光和视野都不同了。前两天读到两年前往复上面关于“问题意识”的一些讨论，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对我反思自己的论文和研究很有帮助。

      昨天去听一位了同学的答辩，收获有三点：

      1）讨论一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有这种想法的话，以前我一直觉得比较垃圾的查工具书似乎竟然是唯一的办法（虽然结果肯定很无聊，但是那是因为问题无聊）。

      2）往往最能给你帮助的人并非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昨天蔡总的一贯的天马行空中，倒是受到了一些启发。一上来就从市百一店的入口说起，后来又说到“建筑理论”研究总是纠缠于形式和风格问题，和我最近的感觉非常一致。个人觉得，蔡总毕竟设计多年，几句话就说到了所有理论历史研究的一大软肋。（虽然表述得很不清晰）理论历史研究其实应该关注那些活的东西，例如从设计到理论，而不仅仅是概念到概念、理论到理论。

      3）我们国内这种答辩，回答问题基本属于垃圾时间。我总结下来几年以来听答辩的经验：答辩就是被杀，请来一众高手，观看各位高手用各种奇妙的招数来杀你，不过过程如何，结果只有一个，“横尸”某会议室（通常为B1B2不等）。论文写了几年，能做的顶多是死得稍微好看些而已。因此试图去辩解是很没意义的，还不如放松一点，主观上就站在一边，欣赏自己被杀的过程。也许，这样你才真正能学到一些东西。

 

     这两天在复旦的“著名”会议，昨天去听了一天，人很多。下午的分会场差不多一直站着。今天只有半天，估计人会更多，好在昨天Arto请一位复旦的博士后兄帮忙复印了论文集，今天就偷个懒，没去了。昨天一共听了9位发言人的发言。其中我觉得还挺好的有5-6位。算是比例相当高，不虚此行了。
　　上午三位主题发言人的发言都不错。
　　奚如古的“双重屏障”不知道和巫鸿的《重屏》有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也很正常，这是外国人解读中国或者当代人解读古代中国都要面临的常见问题。如何对待文献和如何对待艺术品中的作者因素都是需要警觉的。虽然研究可能还不太深入，东京梦华录等材料也很常见，但是三种文献中的两种视角使得讨论很有立体感，理论思考的清晰也让人觉得叙述很完整。
　　王振忠先生的发言本来也是很好的，后来提问的人很多也证明了这一点。“琉球官话课本”这样的材料对业内人士来说可能也是很新鲜的材料，特别是近年来关注大众“一般思想”的文化史研究比较热闹，这个材料的发现很让听众兴奋。不过由于有奚如古先生在前面作比较，我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完全从官话课本出发，“声音”单一了些，缺了点立体感。这个材料和其他材料的关系，研究这个材料对整个研究认识的意义在那里，都让我这个半外行觉得好像不够明白。后来的提问很多老师的问题也证明了这一点，相关的外围问题王先生似乎考虑得不多，回答也经常不太完整。我猜测，这大概和国内学者注重资料，但是对资料的解读不够、理论思维不够强有关。
　　第三个发言是日本学者关于“都市法”对大阪城市发展的关系。这个本来是很想听的，不过由于是日文，又比较长，所以听得不太仔细。不过，三个社会阶层之间不同的法律条文和内部约定的相互关系的大意听明白了。回头看文章再说。关于法律的研究最近建筑系的同学们也做了不少，不过似乎都没有还原到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对城市的形态影响很重要。提问中有人问道阶层之间的相互斗争，回答好像是没有的:D

   

    下午有两个部分，而且分开两个分会场同时进行，分别由葛兆光、王德威两位先生主持。我各听了一个section。中间本来想换一个分会场的，但是因为人太多，估计找座位很困难，而且L老师也来了，就没离开。虽然没听到可能更好的发言，但是两位先生都瞻仰到了：葛先生很学者，王先生很有风度。　　　　
　　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清明上河”的。由于一直站着，中间还走神想到自己的论文，所以大概听到了一部分。一位美国学者通过文献讨论宋代都城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奚如谷先生的内容类似，涉及到了很多具体的文献和细节。奚先生也在座，讲完以后葛兆光先生问他和奚先生的研究很类似，他很有风度的抢着说“我就是学奚先生的”，奚先生说“于是他就变成恶（不良）少年了”。汉学家开玩笑有时候太书面了，大家都听不懂，都没人笑。
　　接下来一位日本学者讲的都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对都城建设规模减少的影响。其中“新天谴论”的提法引起了对于于汉代“天谴论”关系的讨论。最后一位日本学者没有读文章，只是宏观的介绍了他做宋元时代南京城的复原研究。我这个时候走神了……
　　后来的讨论时间较长，有一个问题对我很重要。宋代文人的文献中对城市生活的描述与文体之间的关系。赋、诗、词、笔记中关于城市繁荣市井生活的描述逐渐变少，而且文人的文章通常只描写室内的活动，而不描写街巷上的城市生活。这和我的兴趣很有关，听得很兴奋。让我想起鲁克斯所说的真实房子之上的那个“想象中的房子”。 　　　　
　　第二个部分换成王德威先生主持，王先生很有明星风度，言谈反映都很快，说话也有趣。三个发言的内容我都觉得一般。第一个学者是研究当代中国电影的美国学者，讲后空间、后电影等等概念，列举了很多“后”学常见的批判方式。最近我对后学越来越不感冒，觉得后学总是一种嘲讽的口气。也许这种偏见影响了我听他的发言。第二位学者是苏州的一位老师，讲的是“沧浪亭”的“空间诗学”。他不是专业的园林研究出身，国外的文化批评的“理论”较多，我不太喜欢，就不评价了。当然老段很高兴，因为是同行。第三位是周振鹤教授，看题目还以为是张晓春博士的题目翻版，其实讲的是对他的团队对上海城市发展历史地图学的研究。他们正准备复原从农田以来的上海历史地图，并且精确到每栋建筑的业态。老先生一辈子讲台生活，调动气氛的能力很厉害。听了以后主要感觉就是，展望较多，前景美好，但是如何实现是最大问题。不过L老师问的一个问题倒是解决了我的疑惑，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边界确定很简单：现在的行政区划。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昨天结识重逢了几位临近出站的博士后，感觉和临近毕业的博士比起来，迷茫可能还更深一些。想象周围的人，觉得挺不是滋味的。国内的高端人才培养本来就过剩，国家教育研究经费有限，研究型人才就业历来有困难，又遇上经济危机。哎……看到几个人坐在那里讨论或聊天，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虽然其实多半谈的也是如何生活、何时毕业之类。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诗集》，页18）
      不知道是否大家都有类似的感受。论文接近完成初稿的时候，时常犹豫不决，悲欣交集。偶然再看到陈寅恪先生1929年的这几句诗。体会其中的意思，叹息连连，几欲坠笔。

     1920年左右的一天，傅斯年在一本章太炎《国故论衡》的扉页上批道：

            颉刚一日谓我云：太炎所最攻之人，即其所从以得力最多之人，昭明、实斋、芸台、定庵是也。此言愈思愈信。

     后来，傅日后不大谈论章。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中说：

           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信卓越，不久就冲出了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轻蔑的语气。与其说这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

     陈平原说：异曲同工。

    春节放假在家里，亲友来往不断，家里的几个下一代的孩子又顽皮得很，除了偶尔偷空听听CD看看书，实在是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做什么事情，常被打断，很难静下来工作。不过，这几天的晚上睡前，倒是把一本《傅雷家书》一字不漏的看了一遍。

    家里的这本书历史悠久，是25年前家父的一位挚友赠给家父的礼物，扉页上还有题字。小时候，爸爸常说这本书很好，希望我能读懂它——本科的时候他一直希望能够和我保持通信，深入地谈一谈我的情况，可能也和这个有关系——可惜我资质太差，一直读不下去。没想到，机缘突然在这几天到来。最近发烧古典音乐，家里面没什么这方面的书，春节假期“困在”家里又没办法去寻找，无法工作就准备用这本书里的段落代替解渴。没想到，一读起来就停不下来，除了关于音乐的段落看了几遍以外，其它的部分也一字不漏的看了至少一遍。

    我对傅雷先生教子的那些东西特别的兴趣，不是因为没听说过，觉得新鲜，而恰恰是因为对从来没有读过的这些东西太熟悉了，令我自己很惊讶。简直可以说，那些话每一句都像是在对我说的。那些苦闷、分析、劝诫和提醒，很多的地方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或者甚至正在经历着的。天啊。前几天还跟同学提起傅雷的翻译好在哪里，现在看看这些书信，真为我自己当时的无知而羞愧。

    本来有冲动想把这本书讨过来带回上海去，可是看看书后的题字，想想算了，还是给家父留作老友的纪念吧。

 

      真正的（指向性明确、平等、互助、明确有益的，而不是诊断性的或者发散漫步式的）“讨论”是如何发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几率有多大？

      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最近反复在听Emerson String Quartet的J. S. Bach: The Art Of Fugue，逐渐领悟到我论文的开头有多糟糕。

      赶了几天，下午出去散步一趟，路上想明白了几件事，包括《梅兰芳》里面关于“孤单”的那句很做作的话。音乐是孤单的朋友。

      明天要换一种工作状态了。

      现在回想起来，高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上课是很特别的。与一般的老师不同，他把课本上的文章作为“经典”去阅读和品味。他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说：这篇文章这个地方以前我没注意到，这次读才发现，原来是这样的，作者还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阿！他的课很多同学不喜欢，因为系统性不强，不容易把握，经常是一些点的集合；而且很多东西考试不会考，听起来也觉得琐碎甚至多此一举——我们是理科班，有理科生的某种劣根性很正常——我虽然偶尔能猜到他说的一些“言外之意”，他也挺喜欢我，但总的来说是似懂非懂、其实不懂的。多年以后，当我偶尔有机会给别人讲一讲我看了好多年的一些必修的建筑案例的时候，我才明白老师当年的做法。他是欣赏文学懂文学的，而不是爱考试——显然这在中学语文老师里面非常罕见。

     经典是用来反复阅读的。每次你读，是会有新的发现的。对于需要反复阅读无数次的经典来说，这也是乐趣所在。经典就活在这种重复性之中。生命所在，不是轻谈。学历史读理论的乐趣可能也就在此。最近看电影《梅兰芳》，又正好读了一批30-50年代古典音乐唱片的评论文章，好像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一位老师或者演奏家来说，对某些东西的反复重复性阅读和演绎，可能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这个简单的答案，解决了我十几年来的疑惑。

 

     2009年的第一天。
     早上半天，天气是晴的，阳光很好，出去散步，一回来，下午就阴下来了。
     早上起来的时候，随手翻了几页《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书是上个月买的，一直没时间坐下来读它。光是文字，就让我惊了一下。越往下看越觉得好：不慌不忙，有条不紊的，一点不像一般论文的装腔作势，声势虚张。
     昨天豆瓣上面看见江晓原怀念其刚过世的恩师席院士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生活经历奇怪的让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文章着重讲到他如何学会“选择论文的题目”。除了有价值意义影响之外，特别提到了“是目前你的能力可以完成的”。今天看了《味水轩》，觉得这真是一个好的题目，安安静静的，很沉稳。论文快要结束了，距离毕业的期限只有几个月，最近我却一直有换题目的想法——当然不会实行，下次吧。
     学弟学妹有时会问我一些学习、研究的经验，思考问学有年，遇到事情难免还会说一番。有时自己想想，其实很多话都没太多意思，多是原则，导师该教的，本不该我多嘴。要说体会，其实只有一点，就是不要急功近利。我知道，跟九成以上的人来比较，我不算浮躁的，甚至可能会有人觉得我安静的难以理解。但那没用。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自己，只有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
     其实真和别人说了，别人也未必理解，还是留着自勉吧。

 

      ——你用的词是“聪明”，我愿意用Sharp和Smart。L老师说。

      ——恩。我回答道，来不及想几个词是不是一个意思。

      A说过，Education is about dialogue。当然是洞见。而我个人的体验，理解又是和回忆相联的。

      最近几天，发生了4-5次长时间的对话，我需要一段时间来回忆，以便理解它们，确认他们对我的影响有多大。这会儿，从50年代的《学报》文章中抬起头，突然正回忆起这句话。“聪明”和Sharp&Smart是同样的意思么？差不多。犀利和敏锐，好像正是我所说的“聪明”，但好像又不完全。这就好比下棋时的情况，你面前是复杂的局面，你需要敏锐地发现稍纵即逝的机会，然后迅速的作出决策。而且，这决策不是一步的走法，而是一整套的步骤和变化。

      或许，我脑子里面的“聪明”，不仅包括发现机会的敏锐，应对的犀利，还包括后续步骤地有条不紊，不慌不忙——正如那天评图后我说的那个问题，虽然当时可能没人明白我在说什么——智慧和功力？可能吧，但我更愿意叫它“聪明”。

     

      几个月以来，经常往返于4^2堂和上图之间。从楼下走到地铁站，一共大约20分钟的步行路程，那是我的康德的小路。康德几十年不变的每天的散步，是他沉思的重要时间。现在，我很能理解这种状态了。论文时间紧迫，思绪焦虑，只有走在这条小路上的时候，单调的长短适中的步行，可以让我奇妙的暂时忘掉周围的环境。很多的想法和决定，都是在这条小路上形成的。

      也许适度的单调可以使人忘掉在书桌前头脑中的纷乱，其实这条路周围环境很乱，上下班时间嘈杂的小区、一系列乱七八糟的形形色色的小店、漂满灰尘的大马路，一点也不幽静。可是他可以使我时常在思考的惯性中突然停顿，在熟悉之中产生了一种陌生。好久没去图书馆了，今天再一次去，走在小路上，那种熟悉的陌生感又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忍不住一直在看维特根斯坦的笔记，这么清晰，真棒。

     

      又是好久没写了。豆瓣那边写过一点点，新话题也很少，多数是评论。对我个人来说，如果一段时间只想评论，却没有新的话题的话，是一种不太积极的创造力低下的状态。最近任务繁重，有心无力，也很无奈。

     昨天的Palladio诞辰500周年活动，噱头不错，讲座一点也不好。1个小时左右，讲的内容还不如Z老师在开头的5分钟介绍。最近越来越觉得C老师很可爱，嘻嘻。可惜对那位汉学家的介绍没有说明他具体研究什么题目的，我发现我对他的兴趣超过了Palladio。
　　因为讲得太不好了，我有很多时间胡思乱想。我发现我不是很理解圆厅别墅，感受不到。Wittkower分析的那些，对我来说，也许理智上可以理解，但是就是感受不到。Basilica就完全不一样了，真棒。我能明白妙在哪里，特别是Serlio发明的motif，对细碎尺寸的矫正真好。在圆厅别墅里面的歌剧，好像不是很有助于理解这个建筑。不过歌剧挺不错，放的时候气氛很活跃，大家都醒了。

     Y说，应该这么看，一个在第三世界工作了十年的建筑师还能讲Palladio，你能想象xxx10年以后能这样讲梁思成么？
　　也对。

      “十年的《读书》读下来，一切都会不同了。”

      差不多十年以前，刚上大学不久，我经常在X老师的课上看《读书》杂志，很快X就注意到了。一次，他走过来，翻开我桌上的那一本，对我说：“廖平和刘小枫比起来，。。。。。”。我茫然。我老实告诉他，很多文章，其实我没看懂。他笑笑，很宽容的对我说了上面的话。至今我还怀疑，我期末的那个高分时他故意给我的。

      十年过去了，一切果然都不同了。

      如今我的阅读兴趣已经逐渐专门，杂志上的文章不是看不懂，而是对一部分内容不再感兴趣，一部分内容觉得不够好。《读书》杂志在我的阅读范围中，已经由高端变成了“三上”一类。这当然并不让人意外。可是令人意外的是，《读书》也不同了。

      本来，去年的“主编事件”，并没引起我太大的兴趣。一来关注点已经转移，二来我关心的旺晖是作为思想史学者的旺晖，而不是作为“新左”的领军人物。左还是右，随他们去吧。其实换主编以来，我就没有太关注了。可是，最近听说，《读书》准备改变定价和开本，原话叫做“抗不住了”。也许没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真正的变化已经开始了，更大的变化也许就要来了。

      也许，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某个时代的背影已经逐渐的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题记：很久没有在这里写什么东西了，看看上一篇，快一个月了。其实不是我不写了，而是转移到一个五个人以下关心的小角落去了。好在我没什么知名度，更没有什么粉丝，写的东西都是给自己看的，所以也没什么关系。

 

     昨天有一个微型的讨论，简单考察了一个小问题，总结一下，情况是这样的：
　　　　1。《建筑十书》原本被耶稣会传教士带入中国，三卷本，“曾经藏于北京耶稣会图书馆”。
　　　　2。《建筑十书》曾经被列入“七千本西书”的翻译计划，但是似乎并没有来得及被翻译出来。显然很可能受到明亡的影响而中断，因为似乎翻译计划在1637年左右以后中止。被翻译的图书包括：
　　　　     《测量法义》 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表度说》 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几何原本》 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同文算指》 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体义》 利马窦，1614年　　
　　　　　　《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　　
　　　　　　《天问略》 阳马诺，1615年　　
　　　　　　《职外方纪》 艾儒略，1623年　　
　　　　　　《远镜说》 汤若望，1626年　　
　　　　　　《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　　
　　　　　　《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　　
　　　　　　《主制群征》 汤若望，1636年　　
　　　　　　《寰宇始末》 王丰肃，1637年　　
　　　　　　《五纬历指》 罗雅谷，1637年　　
　　　　　　《性学粗述》 艾儒略，1637年
　　　　3。徐光启等人有机会看到原本（当然不一定是拉丁文本，也许是意大利文译本），因此在写作的时候参考了这本书。
　　　　4。与《建筑十书》有关的中文著作至少包括《农政全书》、《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5。在徐光启等人眼中，《建筑十书》是一本技术类著作，提供了很多与水文、水利等等方面相关的信息和先进技术。
　　　　6。中国士人眼中的“建筑”与适用、坚固、愉悦等等关系不大。

 

       我想知道：

       明末耶稣会士带来的《建筑十书》是什么语言、何种版本？徐光启等人如何参考其内容的？是自己阅读还是由传教士转述？
　　《农政全书》中的内容与那个版本的《建筑十书》是翻译的关系么？还是转述的关系？在翻译或者转述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耶稣会传教士的“七千本西书入华”的目录中，赫然发现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是怎么回事？

 

PS. 前日去图书馆，顺便翻了一点相关材料，还没找到足够的线索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找到了一点点相关的东西。　　
　　1。1960年出版过一本《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源》，可惜对西文文献只字未提。 　　
　　2。08版方豪《中西交通史》中对邓玉函和王征的《奇器图说》的征引略有考证，邓玉函本是传教士，“口授”，王征的作用基本上是“译绘”。　　
　　3。《交通史》525页：　　
　　《奇器图说》卷一有云：“今时巧人之最能明万器所以然之理者，一名未多，一名西门；又有绘图刻传者，一名耕田，一名剌墨里。” 　
　　作者注明：未多即Vitruvius。。。著作皆见于北平北堂图书馆，刊行于玉函离欧来华之前。未多所著建筑术第十章所述诸器，主要见于卷二。

 

云中君说：
　　“我的看法是作歷史研究的，最好一開始不要從陳的論點出發去做，除非對陳的史學前題和方法有一番透澈的認識。否則不管同意或反對他，都容易淪於替他做注腳。”

      眼见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不读书，苦；读书，更苦。

 

      下午赶去听了Benjamin A. Elman的讲座，中文。比想象中简单多了，但是又极清楚明白，甚好。

      除了主体问题以外，收获一干八卦信息。例如，明末传教士的历法为什么被接受；傅兰雅曾经预测中文必将被英文取代（1895）；蒸汽驱动的第一次海战甲午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内讧，当然结果就严重了 ；赔款对日本的帮助太大了。。。

       突然豁然开朗，或许事情本来不复杂，何必搞得那么复杂呢？

       后面还有seminar，看了看，一周要读几百页的文献，可惜没办法参加了。

      昨天，简直可以成为LDL日。

      从中午左右开始，差不多连续12个小时在读、想、谈论和L老师相关的东西。先是仔细讨论了L先生的一篇文章，然后又参加了一个讨论会，晚上又听了L老师的讲座，最要命的是讲座之后去吃饭，又说了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与L老师相关的事情。

     任何事情也是经不起几个聪明人12小时的讨论的，我在第3个小时开始，就觉得思想开始重复了；到第10个小时以后，脑子里就完全在绕圈子了。

     昨天最大的收获是，听到L老师说的那句，W先生对他说，你终于会提问了，他觉得百感交集。在那个瞬间，我也是百感交集。尽管后来的讨论以及讲座不如人意，有着各种的问题，但是从这句话开始，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了他：他的辛苦和担当、他的努力和坚定。

     晚上谈到这件事的时候，y对我说，哦？你变了。是的，我确实变了，并且“百感交集”。